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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希圣:贵州油画考释

来源:互联网 作者:古玩网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09-23
摘要:曾希圣:贵州油画考释

  贵州油画作为中国油画的有机组成部分,萌芽初期似也经历过观念博弈的艰辛行程。由于贵州偏居西南一隅,远离中心文化,因而油画的缘起相对较晚。笔者所见黔中最早的西画史料启于1920年代,而“西画东渐”的国史上限实际可追溯至清廷甚至明朝。

  油画是西方绘画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,传入中国后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不惟是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展,还与鸦片战争引发的“戊戌运动”倡扬新学的时代机遇有关,更由其自身无与伦比的写实魅力所使然。中国油画逾一个半世纪的成长史,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反省、从模仿到奋进、从独立到自强的全过程。

  西画在贵州发轫迄今未足百年。自民国年间引进,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,不久便卷入“文革”运动的红色浪潮,幸而赶上了新时期的对外开放,这才顺利跨入本世纪的多元格局。前期一度爬行缓慢、步履蹒跚,伴随国家政局的左右摇摆,潮起潮落,磕磕碰碰走到今天,总算取得了一些成果,沿途存留下自身发展的珍贵足迹。

  本文限于篇幅,仅能将这段历史做一简要钩沉。好在有部分图像佐证,读者方家自可比照文本,去体味或赏鉴贵州油画的脉动与走势。

  一、历史境遇——民国年间的西画传播

  据现有文献考证,民国时期贵州最早涉足西画的学人有张道藩、杨秀涛、麦放明、秦元魁、谢景兰、许泽澂、刘兴文等。1921年起张道藩曾分别在英、法两国学习美术,回国后从政,1949年去了台湾;1923年杨秀涛于上海美专毕业后赴法留学,8年后归国,于1940年代回到贵阳;谢景兰随赵无极赴法后移民海外,先是学习音乐,与赵离异后专事油画创作。另外,省会贵阳彼时亦有“葡萄美术社”、“西洋美术社”、“南阳美术社”等民间画舫绘制西画,承接写真肖像等业务。笔者所见最早的贵州油画原作《乡绅画像》(见图1),绘制于1938年,画面左下角即注有“贵阳葡萄美术社”的签名。

  抗日战争时期,许多大专院校及文人学者流亡西南。国立北平艺专、上海美专、杭州艺专师生以及诸多文学家、艺术家大举迁徙,绕道贵州涌入陪都重庆。民国不少著名西画家如徐悲鸿、李宗津、董希文、倪贻德、冯法祀等都曾辗转滞留于贵州,他们在贵阳举办过多次画展,李宗津1940年代还在花溪清华中学任教……。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机缘,国中名家在我省播下的西画种子和潜移默化的西学影响不容小觑。

  此为不幸中之万幸!贵州西画的启蒙与传播,既因和平年代地处边远而滞后,也因战争时期位居后方而得益。谁也不曾想到,贵州自古以来的区位劣势转瞬之间居然会变为难得的地理优势!

 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,贵州省立艺术馆于旧中国的“美术节”在贵阳举办过联合美术展览会,并成立“贵州省艺术促进会”以及艺术馆下设的“西画国画音乐研究室”,开始对外招收学员,授以美术基础知识。之后艺术馆又附设艺术专修班,由时任馆长杨秀涛创建。彼时学习西画,最大的障碍莫过于:专业教材匮乏,油画颜料奇缺!

  二、清风吹拂——新中国的耕耘与培育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新政权在马列主义、毛**思想的文艺方针指引下,提出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要与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。这口号像一缕清风,旧时代的艺术家在适应新社会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很快转变了立场,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。

  自1955年起,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拨油画家陆续莅任贵州,如潘迎华、李自由、陈宁康、川康、刘星源、邓刚彦等,他们在前苏联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”理论框架中,从事着早期油画的实践与探索,创作出了我省第一批具有鲜明主题思想和浓郁民族特色的油画作品,如《芳芳》、《看望》、《苗家地方花一样》、《秋夜之春》、《春耕》等。这些作品分别在1950年代的“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”和1960年代的“贵州省第四届美展”上面世。此间诞生了我省建国以来最早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两幅油画《我们的首都北京》(潘迎华作,见图2)和《新来的老师》(李自由作,见图3)——前者获“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”一等奖,并入选当年的全国美展;后者入选“第四届全国美展”后,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  1960年代前期,贵州油画队伍特别是油画教学师资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,中央美院、浙江美院、四川美院等高校油画系的毕业生相继由国家分配来到贵州,这无疑给我省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注入巨大活力。盛济坤、毛朋、向光、冯怀荣、齐梦惠、蔡仁、洪润生、田世信、巫子强、张以玉等一大批“学院派”大学生,在“文革”来临前的短短几年时间里,就同老一辈艺术教育家一起,为贵州油画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,这些新生力量很快成长为贵州油画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,他们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活跃在当下社会的艺术舞台上。

  三、极“左”思潮——“文革”时期的油画创作

  始于1966年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,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文艺方向。在轰轰烈烈的批判“封、资、修”等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“精神糟粕”过程中,中国艺术彻底沦为国家政治的附庸,变成“阶级斗争”的“武器”。油画创作上,人物造型的“高、大、全”与形式表现的“红、光、亮”不可思议地被作为评判一件作品是否完美的首要标准。“样板戏”的出台,导致了“样板画”的出笼:受命于高层旨意而问世的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一个时期遍布大江南北,成为史上复制量最大的油画!

  “文革”政治风云摧陷廓清,地处高原的贵州画坛自然未能超然局外。1970年代初,我省美术界出现的一系列革命题材的油画如《管教山河换新装》(李自由作)、《知识青年在农村》(蔡仁作)、《分秒必争》(巫子强作)、《夜班》(张以玉、谢光荣合作)、《走大庆之路》(应凤仙、周家祥合作)等,无不印证着“红、光、亮”的时代烙印。

  在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热切关怀下,全国工农兵美术创作也被充分激活。贵州的工、农、兵业余作者(包括“知青”作者)不甘落后,也纷纷登台竞技。张世申创作的《在前辈生活过的土地上》、范新林创作的《苗岭红花》、刘邦一创作的《支委会》等作品,均可视为“文革”时期贵州业余油画中的典范。

  值得强调的是,冯怀荣、张正刚合作的油画《侗寨的早晨》(见图4)是1972年贵州省入选“文革”中第一次全国美展的重要作品,画面的情节充满温馨感人的情怀,作者以朴素的构思和清新的笔调,赢得了画界同行的广泛赞誉。

  四、改革开放——新时期的探索与成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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